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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意者暴政

失意者暴政

埃里克·霍弗,1902年生于纽约,父母是德国移民。他的经历相当传奇,首先体现在视力上,5岁时他已能导语德文与英文作品,7岁时却莫名其妙地失明,15岁时又莫名其妙地恢复视力,他因此陷入再次失明的害怕,开始猖狂导语。

10岁时,霍弗当木匠的父亲去世,由于家境贫寒,木匠工会支付了葬礼费用,还给了孤身一人的霍弗300美元。这个爱读书的孩子,搭车去了洛杉矶,除了打打零工,醉心导语10年。

或许看透了世事,他接下来试图自杀,不成,因为没勇气。于是他抉择勇敢生活,成了在加州各地漂泊的农场工人,干完活就在图书馆读书。40岁时他想入伍,又不成,因为患了疝气,只好到旧金山当码头搬运工,此时开始写作。

9年后,这位年近五十的搬运工,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“The True Believer:Thoughts on the  Nature of Mass Movements”,立刻跻身美国知名知识分子之列。这本书的中文译名为《狂热分子》,我觉得不太贴切,因为他只是客观描述人们如何成为群众运动的“真信者”。群众运动在现在及以后,都能找到这样的“真信者”。

1982年,他获总统自由勋章,此时,距他宣布退休并离开公共生活已经10多年,“不再写专栏,不再上电视,不再教学。我要回到自己的洞穴去——那个我起步的地方”。在他那堆满书籍的“洞穴”里,他也许相当快乐吧。被荣誉最后打扰了一下的他,翌年在旧金山去世。

除了书,好像他的身边没有其他陪伴。这或许与他处处泄漏出对人性的不相信有关。他借用拿破仑的话:“虚荣造就了革命,自由只不过是借口。”

虚荣心,尤其是精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,群众运动就不会发生了。在中国古代,社会稳定的一个首要原因是,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成了政府公务员,失意的“意见领袖”极少。

出现大量的失意者,群众运动发生的可能就增大了。其中的领袖,往往是失意的文艺青年。以首要的纳粹人物为例,他们的文艺梦罗列如下:希特勒,绘画和建筑;戈培尔,戏剧、小说和诗歌;罗森伯格,建筑和哲学;冯·席拉赫,诗歌;丰克,音乐;施特莱歇尔,绘画。毫无例外,他们都没实现文艺梦,能量转移到了指示纳粹暴政。霍弗觉得,他们的文艺梦在心坎占据更首要的位置,政治野心只是其次,文艺梦碎,是永远无法抚慰的失意。

成功的商人无法成为群众运动的指示者,他们的务实的优点对群众没有吸引力。“在当前的条件下,遵照事物的规律认真做事”,这话令群众认为索然无味,他们喜爱失意者出身的领袖给他们的许诺:“我将带你们去应许之地,我将让你们实现幻想。”“逃离当下,逃离自身”才是失意群众的心理诉求。

群众运动最具吸引力之处在于,它暗示参与者可以迅速改变命运。这契合“偷懒”这一人性,工作、节约、积蓄,听起来都很辛勤,为自己负责即意味着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,,日常生活显得何等的乏味。德国青年加入纳粹冲锋队,喊出了一个嘹亮的口号:从自由选择中解脱!——群众运动就这样将失意者从“焦虑、荒芜和无意义的个人生活”中拯救出来。

这些“自我鄙弃”的人,在憎恨的引领下,迅速聚集。因为“相爱的人多喜爱独处,只有我们生出恨意时,才愿意寻找同盟,更奇怪的是,当我们的恨意不那么正义和庄重时,寻找同盟的渴望便愈加强烈。这种非理性憎恨驱使我们和同类组成一个牢靠的群体”。

失意的文艺青年,永远都有;失意或自觉得失意的人群,永远都有。总有人成为领袖,也总有人在领袖的感召下走向自我就义。在这点上,霍弗是悲观的,他认同帕斯卡尔的判断:“本色上,所有人都互相憎恶,爱与慈善,只是表象与假象,在他们心坎深处,只有恨。”

失意者的暴政,可能以各种名义回归,飓风一般扫荡标致的世界,但通过霍弗的分析,你至少有了预知风暴的能力,至少,不会放纵自己的恨意,不会成为暴政中的一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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