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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生逝世北大

我的生逝世北大

1

北大图书馆南门回本科生宿舍区,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。上中学时我就知道,燕南园是北大知名学者居住的别墅区。那时,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最佳选择,知道了燕南园60号别墅住的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。

王先生学越南语时,已经72岁,越南语成为他熟练掌握的第7种语言。这让我无法不自惭形秽,我14岁开始学英语,却觉得太晚了。

我知道王力先生,是因为他编著了4卷《古代汉语》。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要花多少光阴记忆,又要花多少光阴才干写完这部巨著。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,谁也无法统计。使我大吃一惊的是,这4卷书为王先生带来了惊人的版税收入。刚入学的第10天,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拜见王力先生,路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,王川说,这银行的半数存款是王先生一个人的!

进60号楼之前,王川吩咐我们,见王先生时,“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”。这句嘱咐,让我认为王先生十分神圣。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拜见前辈时,“不得乱摸乱抠”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。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。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,去参拜长者,除了毕恭毕敬之外,别无他选。

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,是客厅墙上挂着的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。另外还有一幅水墨画,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画给先生的。

先生家到处都是书,包括厕所,因此60号别墅显得拥挤不堪。后来我发现,因为书多而拥挤不堪,是所有学者家居的特性。前不久受香港传讯电视之托,在朗润园采访87岁的季羡林先生,老人家的两套单元房,整个被书刊占据。

 

 

我入学时,王力先生已超过80岁。他既是老人,又是孩童。王先生曾拉住我的手说:“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……”大家窃笑。陈建功是77级学生,当时已因《丹凤眼》和《飘逝的花头巾》蜚声文坛,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。

提起“文化大革命”,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,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,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,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,觉得这比让他逝世还要可怕。

由于身体原因,王先生已深居简出,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,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。我实在不清楚,毛孩一帮,群魔乱舞,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、笑逐颜开。

上二年级时,我突然想到,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,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?我怕别人赶了先,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,按了先生的门铃。先生下楼后,坐进沙发。当他确认我没有预约,便无论我问什么,回答只有两句:医生不让我多说话;你没有预约。

没有想到,10年后我自己也经常被人走访,而我最不喜爱的,也同样是不速之客。

不过,没等到我悟出词攀类同感,王先生已经作古,终年86岁。

2

上中学时,我们常去北大玩耍。有一次,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,看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,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。看到我们走近,老人拄起拐杖,慢慢绕到残垣之后,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,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。

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行径吓坏了,便加快脚步,慌张地跑掉了。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,站在矮墙外,双手接过小花。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,我知道,他是在努力地微笑。

直到考上北大,我才知道,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。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,那位写出鸿篇巨制的朱光潜,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!他学贯中西,学富五车,身高却只有1.5米。

那些年的中午,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,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,目光中充溢童真,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。

先生对后生的爱,听着让人动容。那时,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领受钱票。

大三的时候,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,途经那段残垣,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,送过来一枝小花。

直到今天,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觉得,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,它分明是仁攀类精神之树的果实,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。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,先生不断超出隔墙,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。

朱先生病故时,是89岁。听闻先生驾鹤西去,我驱车回家,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《西方美学史》点燃,心中默念着:

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

3

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生中,寿命最短的一位。但他74岁时,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。

记者问他:“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?”

王先生答曰:“秘诀有三:抽烟,喝酒,不锻炼身体。”

王瑶是朱自清先生的钻研生,完全继承了朱先生的遗风。他从不给钻研生上课,而是像朱先生那样把学生们请到家里喝茶,他自己则像朱先生一样抽着大烟斗。据说,王先生所有的钻研生也都个个继承了王先生的衣钵,信奉“抽烟,喝酒,不锻炼身体”是长寿之本,因此大多体弱多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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